從霧霾到碳:轉型中的中國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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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是中國歷史最悠久、最具影響力的環保非政府組織之一

氣候變化現在是中國首要的環境問題,曾經幫助解決霧霾問題的組織需要一種新的氣候治理方法

環境非政府組織公共與環境事務研究所(IPE)最近與類似組織發生了分歧。 有人開玩笑說它現在是一家領先的科技公司。

“的確,我的同事中有更多人現在是程序員,”IPE 主任馬軍承認,“如果沒有優秀的技術團隊,你就無法收集和使用氣候和環境大數據。”

馬軍向中外對話展示了IPE的藍圖手機APP。 在其碳頁面上,中國的省市根據其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了著色,因此用戶可以看到排放量最高的地方。

隨著氣候變化已經上升到中國的政治議程,IPE 等領先的環境非政府組織已經開始致力於氣候治理。 然而,他們的經驗並不總是適用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挑戰。 這需要新的工作方式,並更深入地參與該國的企業和經濟轉型。

Blue Map 網絡應用程序的屏幕截圖,顯示了 2020 年各省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Blue Map 網絡應用程序的屏幕截圖,顯示了 2020 年各省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退出煙霧,進入碳

在截至 2020 年的十年間,IPE 和許多類似組織的核心工作是促進更好地治理空氣污染。

2011年冬天,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空氣質量監測設備顯示PM2.5濃度高達522微克/立方米,令人震驚,被列為“危險”。 然而官方的政府身份僅僅寫著“光污染”。 公眾提出了疑問,隨後就煙霧問題展開了長時間的辯論。

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城市的環保組織發起了“為祖國監測空氣質量”活動。 他們還呼籲政府公佈 PM2.5 數據,並將 PM2.5 納入空氣質量標準。 人們開始購買自己的空氣質量監測儀。

運動發起後不到兩個月,政府發布了修訂後的空氣質量標準,採納了世界衛生組織關於 PM2.5 濃度的建議。 在全國各地,環保部門採取措施實施新政策,包括設立新的監測點。 次年,國務院發布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對 PM2.5 提出了具體目標。

在此期間,IPE 的污染地圖應用程序——他們目前的藍圖的前身——允許用戶檢查 338 個城市的空氣質量、河流水質和污染源。 市民可以實時監測工廠排放的空氣和水污染物。 他們可以上傳自己的污染水道照片,使用這些數據和圖像向當地環保部門發送報告。 IPE 的應用程序在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柴靜製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中得到了提振。 這部廣受歡迎的電影引發了突然的下載熱潮,導致其主機服務器暫時不堪重負。

公眾壓力和強有力的政策相結合,使得 2013 年的空氣污染目標在 2017 年的最後期限前全部實現。 2018年,中國發布了另一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這次的時間跨度為三年。 到 2021 年,北京平均 PM2.5 污染降至 33 微克/立方米,首次低於 35 微克/立方米的新國家標準,比 2013 年下降 63.1%。與此同時,全國平均水平下降 從 2013 年的 72 微克/立方米到 2021 年的 30 微克/立方米。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形容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中國空氣質量改善速度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快。

隨著霧霾逐漸散去,注意力也隨之轉移。 降低中國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碳強度的努力展示了中國如何利用環境問題來推動其能源轉型並提高其國際領導地位。 2014 年底,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的聯合聲明中,中國首次表示將在 2030 年左右實現碳排放峰值。這一承諾為 2015 年通過的《巴黎協定》鋪平了道路。

2020 年 9 月,在聯大講話中,習近平進一步提出:中國將在 2030 年或之前達到碳排放峰值,並力爭在 2060 年實現碳中和。專家將所謂的“雙碳目標”描述為引導中國走向系統化 能源部門、環境和經濟領域的改革。 碳中和已正式成為熱門話題,引發了公眾辯論、企業採用以及一系列政策發布。

看不見的敵人

與霧霾相比,氣候變化是一個不太明顯的問題,監管和產業結構等潛在問題在技術上要求更高。 非政府組織在防治霧霾運動中獲得的經驗已經不夠用了。

“‘為祖國監測空氣質量’行動後,中國建立了龐大的監測網絡,實時發布PM2.5、臭氧等污染物數據。 它還成為第一個在網上大規模發布企業排放數據的國家,”馬軍說。“我們的藍圖應用程序還希望讓企業排放數據可見,並利用公眾監督來推動環境法規的執行。”

該應用程序允許用戶使用他們拍攝的污染圖像和污染物排放數據直接向當地環保部門提交企業違規報告,促使他們要求企業採取措施減少或消除污染。

綠色太行是另一個通過揭露污染推動政府改善環境治理的草根環保組織。 它有四名全職員工,被河北的鋼鐵企業視為麻煩製造者。 在早期的工作中,它經常在現場調查中與公司發生直接衝突。 綠色太行的李飛曾發表過數十座爐煙囪噴出濃煙的畫面。

“我們早期報告和舉報的結果並不令人滿意,”他說。 “但隨著政府出台推進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改造的措施,我們暴露了生產過程管理不善造成的空氣污染問題。 我們得到了省市政府以及企業本身的更積極回應,他們寫信給我們解釋他們在做什麼,並邀請我們參觀。”

鋼鐵廠煙囪
2016 年 11 月 9 日無人機拍攝的照片,顯示了眾多的鋼廠煙囪

隨著中國城市上空的天空變藍,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了脫碳——環保組織不得不尋找新的方法。

“如果一家公司違反二氧化硫排放限制,我可以看到,因為有監控,”自然之友總幹事劉金海說。 “但目前還沒有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在線監測,所以你不知道釋放了多少。 對於從事脫碳工作的非政府組織來說,缺乏知名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自然之友成立於1993年,是中國歷史最悠久、最具影響力的環保非政府組織之一。 在過去十年中,該組織已將幾家污染企業告上法庭,迫使它們清理活動。

“過去,非政府組織會做的是管道末端監測——檢查污染物是否符合環境標準,”劉解釋道。 “但就氣候變化而言,僅此是不夠的; 他們需要審視整個系統。”

一條新路線

對於 IPE 而言,挑戰在於收集碳排放數據,然後將其用於促進氣候治理。 藍圖作為一個公共數據庫,從 5,000 個不同的來源收集數據——主要來自環境、水、安全生產和氣象當局的平台,以及企業披露平台。 該數據庫目前跟踪來自 1200 萬家公司的 60 多種環境和企業數據。

《巴黎協定》和《格拉斯哥氣候公約》正在促使企業就氣候和環境做出公開承諾。 據聯合國統計,全球已有 270 家公司(總市值 3.6 萬億美元)簽署了 1.5C 承諾的 Business Ambition。 與此同時,IPE 發布了商業氣候行動指數,鼓勵中國企業計算和披露排放數據並設定減排目標。

鋼鐵產能信息本可以公開,但我們提出要求,每次都被拒絕 綠太行李飛

“如果公司公開數據並設定目標,公眾可以關注這些目標是否實現,或者還有多遠。 我們的指數還評估了公司在其行業內在氣候行動方面的表現——是遠遠領先還是落後。” 馬軍說。“那些評價和排名可以說是非常有影響力的。” 我們之前發布的指數和排名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大公司的關注。 我們的綠色供應鏈指數已推動20,000家供應商進行變更或披露。”

今年10月,IPE與綠色江南環保組織合作,收集分析了中國30家上市鋼鐵企業的公開數據,根據治理機制、計算和披露、碳目標和氣候行動以及攝影調查對它們進行了評分和排名 由無人機執行。 一些上市公司已經主動出擊,披露環境數據並發布變革計劃。

但是,儘管進展有限,獲取企業碳排放數據仍然很困難。 碳披露制度在中國剛剛起步,大部分可用數據都是自願公開的。 只有在碳市場上交易的公司才必須披露信息,目前只有發電商可以使用碳市場。 這意味著許多碳排放大國的數據不可用。 甚至碳市場上這些公司的數據也不完整。 根據 IPE 最近的一份報告,參與碳市場首個實施期的 2,162 家公司中有 347 家未進行全面披露。

李飛在索要河北鋼鐵產能信息時遇到阻力。

“這是可以公開的信息,但每次我們提出要求時,都遭到拒絕。 河北是中國最大的鋼鐵生產省份,這些數字可能會影響當地的穩定,所以他們不想公開。”

“這一年基本上是一個被擊退的漫長過程,”劉金梅抱怨道。 “我們要求披露有關節能審計和能源消耗的信息。 幾乎所有的請求都以商業敏感性為由被拒絕。 但如果沒有這些信息,就很難看出公司在做什麼。”

過渡模式

這不僅僅是獲取數據的問題。 處理氣候問題需要非政府組織發展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

“雙重碳目標 [用於達到排放峰值和實現碳中和] 意味著我們必須停止關注個別點並開始考慮完整的系統,甚至高達部門級別,以找到答案。 這對一個NGO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劉金梅說。

對李飛來說,這意味著從只關注企業的排放量轉變為監督、甚至協助企業低碳轉型。 “過去,你可以揭露污染問題,然後它就會得到解決。 但碳的情況並非如此。 你需要更多的技能來與政府和企業建立共識,並讓他們實施政策。 僅僅找出問題是不夠的,”李飛說。

李飛所在的河北省是中國最大的鋼鐵生產省份。 與此同時,鋼鐵行業是中國第二大工業碳排放源,僅次於發電。 李飛發現,儘管2012年以來國家和地方出台了多項鋼鐵限產政策,但河北的產能實際上是在上升的。

“他們削減了 1.2 億噸產能,但總量仍增加了 8000 萬噸。 這沒有道理,”李飛說。 “我們開始研究流程中哪裡出了問題。”

綠色太行整理了政府關於其鋼鐵產能置換政策的數據。 這需要新的產能來取代效率較低的鼓風爐和氧氣轉爐,讓地方政府能夠推動效率升級,同時限製或減少總產能。 由於他們是本地人,他們能夠參觀公司現場,了解生產和環境治理的細節。 這使該小組編寫了一份關於邯鄲市鋼鐵減產進展的報告,並提交給了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及省政府。 兩家公司迅速做出積極回應,拆除了高爐並解釋了他們正在採取哪些措施來降低產能。

鋼鐵行業是中國第二大工業碳排放源
鋼鐵行業是中國第二大工業碳排放源,僅次於發電

李飛發現,雙重碳目標讓企業和地方政府願意努力減少碳排放和污染,但他們需要外部幫助來克服困難。 “我們將繼續告訴他們我們觀察到的情況,並讓他們了解最新的低碳轉型實踐和他們所在行業的最新政策。 這為促進共識和行動提供了基礎,”李說。

與此同時,自然之友發現,就碳排放問題將公司告上法庭尤其具有挑戰性。 他們控告國家電網寧夏子公司未能接手太陽能和風能發電的案子已經拖了六年。 中國的《可再生能源法》要求電網公司購買其境內產生的所有可再生能源。 但在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該公司允許浪費3.36億千瓦時的風能和太陽能。

傳統的污染案件相對簡單:可以責令違法者停止污染並進行賠償。 然而,風能和太陽能的浪費涉及從發電、輸電、配電、供應和使用的漫長而復雜的鏈條。 這使得很難通過訴訟來迫使電網公司承擔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在中國,環境公益訴訟還是從侵權的概念出發——需要有損害或者存在重大損害風險。 這不適用於氣候案例,”劉金梅解釋道。

逆風

非政府組織有效參與脫碳需要政府和公眾持續關注這一過程。

“目前,我們看到全球能源短缺、市場動盪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主要經濟體都在關注安全: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和供應鏈安全。 這導致了我們在 2021 年看到的排放量反彈以及我們在氣候變化方面看到的阻力,”馬軍說。

全球市場不穩定和 Covid-19 大流行減緩了中國的經濟增長。 目前尚不清楚允許非政府組織參與的脫碳趨勢是否會繼續。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金軍,研究環境社會學和轉型,密切關注中國環保NGO的發展。

環保組織需要解釋他們的工作對國家目標的重要性 清華大學副教授金軍

“致力於氣候變化和其他環境主題的環保組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釋他們的工作對國家目標的重要性,”他說。

他認為合法性是這些團體面臨的主要挑戰,儘管近年來隨著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增加以及社會對脫碳目標的意識增強,合法性有所緩解。 但如果這些經濟和地緣政治逆風促使政府將經濟穩定和能源安全放在首位,這些環保組織可能會面臨更多阻力。

儘管全球缺乏對氣候治理的關注,但IPE的馬軍認為,雙碳目標仍然為環保組織提供了參與並推動中國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變革的機會。

“脫碳將需要近 40 年的時間。 這將需要政府、企業和公眾的更多投入,”馬軍說,並補充道:“我們對未來的希望是,環保非政府組織將利用在與空氣污染作鬥爭中獲得的經驗,以及減碳和減排之間的協同作用。 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實現綠色低碳發展。”